在1914年击败德国夺取青岛之后,日本就以驻青岛的守备军换防为名,继续向青岛增兵,把青岛变成驻军山东的大本营,为日后的交涉伏下丛丛杀机。当时,日本驻在山东的兵力,有8个步兵大队,1个重炮兵大队以及骑兵、工兵、铁道兵、通讯兵等1万余人,除5个步兵大队分驻胶济铁路沿线,大部兵力驻在青岛。
在《二十一条》谈判之后,日本方面开始移动军队的砝码,增兵南满,在谈判桌上公开亮出军事威胁这张牌,直接用战争恫吓中国代表,声称“于数日内若无满意答复,恐生不测之事。”在日本的军事威慑之下,从3月9日的第八次谈判开始,中国代表开始全面让步,包括旅大租界、南满铁路、安奉铁路展期问题等一些条款上,完全遵从日方的要求。但谁也未曾料到,日方代表对中国的让步,非但不领情,反而变本加厉,态度变得更加蛮横,继续移动增兵这颗砝码,逼着中国一让再让。3月上旬,日本接连向旅大增兵3000人、济南增兵700人、坊子增兵500余人,包括一个马队和一个炮队。中方无力承受这些军事压力,只好在吉长铁路借款合同、南满课税抵押外债、南满东蒙筑路、南满聘用日本顾问的优先权、南满指定区域内的日本采矿权等一系列问题上再次做出重大让步。
暮春四月,北京已是莺飞柳长,但外交部的院落里依然是剑拔弩张。在东蒙问题上,中国代表始终咬得很紧,双方意见相持不下,终于导致4月17日中日谈判戛然中断。
谈判中断了10天,双方代表虽未面对面地交锋,但幕后活动在各种矛盾的夹缝中,不露声色地进行着。《二十一条》谈判中道受阻,使外相加藤的处境极为难堪,潜伏在《二十一条》背后的国内各派意见分歧和矛盾,此时一遇风吹草动便浮出水面,加藤前受军界强硬派的指责,后受元老们的牵制和非难,只得以东蒙问题上的让步来维持谈判。
而中国国内,要求,甚至不惜一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。尤其是西南各路军阀,最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就此时中日两国国力来看,如果爆发战争,中国必败无疑,但是日本人也未必能全身而退。只是袁世凯这时也有自己的苦衷,段祺瑞躲进西山不问政事;冯国璋羽翼已经丰满,变得桀骜不驯不服从自己的指挥;王士珍年事已高,难堪大用;大儿子袁克定的模范团只是初生之犊,就算他们敢打,袁世凯也不舍得把这些袁家军用到日本人刀下;至于蔡锷、蒋方震之辈~~袁世凯也不敢充分信任。
一番权衡下来,袁世凯居然发现自己堂堂一个中华民国大总统居然没人可用,着实愤懑。
“报告。”卫兵在门外大声说道:“杨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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