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党卫军的墙里弹压下,新占领的地盘徐州、兖州的市面日趋稳定,但是还有一股势力却在其中捣乱,那就是田信夫组织的日侨义勇队。他们在党卫军接管徐州之后,依旧跟随张文生的辫子军残部退往海州,同时联络因为铁路阻断而滞留在山东的日军,意图为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制造借口。
2月以后,此事逐渐泄露,很快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反对。3月18日,上海总商会和工商各界首先作出反映,在张园举行有3万余人参加的国民大会,提出抵制办法6条:(1)通电政府请维持国家体面,力保利权;(2)组织中华国民请愿会,共图救亡方法;(3)通电各省组织请愿分会;(4)抵制日货;(5)组织民团募集经费,以备不测;(6)创办一种白话报,作为宣传机关。全面部署了国民的反日救亡行动方案。
与此同时,各地商会纷纷通电表示坚决不承认“二十一条”,愿以全力支持政府抵制日本的侵略行为。到3月底时已有安东新义州中华商会、上海出口公会、广州总商会、粤省商团出口洋庄商会、日本大阪中华商会、山西总商会、日本神户中华总商会、杭州总商会、山东总商会、安徽总商会、宁波总商会、古巴中华总商会、小吕宋中华总商会、南宁商会联合会、长沙总商会等15个商会,先后发出通电。
除了发通电表态之外,许多商会陆续开始采取实际行动进行抵制。4月初,上海总商会议董宋汉章、虞洽卿、三、王文典等开始筹议发起“救国储金”活动。8日,“中华救国储金团总事务所”成立,推举虞洽卿、朱葆三、贝润生等37位总商会成员和工商界人士为临时办事员。数日后又推举虞洽卿为正干事,贝润生、马佐臣等为副干事。设总事务所于上海,设分事务所于各省各县及海内外各商埠,预定募款5000万银元,专备国家添设武备之用。
5月7日,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,限于9日之前作出满意答复。这无疑给已经兴起的商会和工商界的救亡活动火上加油。12日,北京总商会向全国各商会发出通电:政府让步讲和,权利丧失,国几不国,今请自本年5月7日之始我4万万人立此大誓,共奋全力,以助国家。时日无尽,奋发有期,此身可灭,此志不死。号召全国各商会发动工商界参加这一救国运动。
此后,救国储金活动在全国各商会的响应下迅速兴起,到8月底,全国各省已成立救国储金机构299处,其中120处已认报储金640余万元,有54处已实收储金202万元。为了进一步推动救国储金活动,9月9日,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储金团代表联合大会。到会代表51人,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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