央接到报告，报告中写到南昌起义部队的窘境，师长、团长均逃跑，各营、连长直接离开。师以上军事干部只剩朱德一人，政工干部一个不剩，团级军事干部只剩王尔琢，政工干部只剩陈毅，队伍面临一哄而散之势。

　　在这个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刻，八一南昌起义的火种，28000多人的八一南昌起义队伍，最后上井冈山的只剩800余人。

　　这800余人能不能保留下来？

　　对丧魂落魄者来说这800余人是残兵败将。

　　对胸怀大志者来说这800余人是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种。

　　人数都放在这儿了，作为领导、革命者，你怎么认识这个队伍？

　　很多人动摇了，很多人撤走了，很多人转移了，很多人放弃了。

　　在最关键时刻站出来的又是朱德，在天心圩的军人大会上，朱德首先站出来稳住了这支队伍。

　　26.周恩来如何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与教训

　　南昌起义在军、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，团、营、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。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溃，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，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。

　　军事干部也是如此。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。

　　领导干部如此，下面更难控制。

　　营长、连长们结着伙走，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，带一个排、一个连公开离队。

　　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。

　　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，现在部队不行了，一碰就垮，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，不如现在穿便衣，到上海另外去搞。

　　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、想当逃兵的证据，其实言之过重了。在当时那种局面下，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。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，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“另搞”。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，起码对这支行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。

　　1927年10月3日，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，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。

　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。他当时正在发高烧，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。郭沫若回忆说，周恩来“脸色显得碧青。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，简单地检讨了一下。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，我们的情报太疏忽，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；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，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；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”。

　　可以想见，当时周恩来是怎样一种心情。

　　别人的心情也是一样。周恩来报告后，“叶、贺部队”的叶挺说：“到了今天，只好当流寇，还有什么好说！”党史专家们后来解释，叶的所谓“流寇”，是指打游击。贺龙则表示：“我心不甘，我要干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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