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别看你当着个破官;土地!懂吗?在太姥爷眼里那才是真东西。
太姥爷,一个典型的中国地主。中国的地主并非都像“黄世仁”。在我浅淡的记忆里,太姥爷须发全白,枯瘦,步履蹒跚,衣着破旧而且邋遢。因为那时他已是一无所有了吧?也不是。母亲说:“他从来就那样,有几千亩地的时候也是那样。出门赶集,见路边的一泡牛粪他也要兜在衣襟里捡回来,抖落到自家地里。”他只看重一种东西:地。“周扒皮”那样的地主一定会让他笑话,你把长工都得罪了就不怕人家糟蹋你的地?就不怕你的地里长不出好庄稼?太姥爷比“周扒皮”有远见,对长工们从不怠慢。既不敢怠慢,又舍不得给人家吃好的,于是长工们吃什么他也就跟着一起吃什么,甚至长工们剩下的东西他也要再利用一遍,以自家之肠胃将其酿成自家地里的肥。“同吃同住同劳动”一类的倡导看来并不是什么新发明。太姥爷守望着他的地,盼望年年都能收获很多粮食。很多粮食卖出很多钱,很多钱再买下很多地,很多地里再长出很多粮食……如此循环再循环,到底为了什么他不问。他梦想着有更多的土地姓他的姓,但是为什么呢?天经地义,他从未想过这里面还会有个“为什么”。而他自己呢?最风光的时候,也不过是一个坐在自己的土地中央的邋里邋遢的瘦老头。
这才是中国地主的典型形象吧。我的爷爷,太爷,老太爷,乃至老老太爷都是地主,据说无一例外莫不如此,一脑袋高粱花子,中着土地的魔。但再往上数,到老老老太爷,到老老老老……太爷,总归有一站曾经是穷人,穷得叮当响,从什么什么地方逃荒到了此地,然后如何如何克勤克俭,慢慢富足起来——这也是中国地主所常有的、牢记于心的家史。
不过,在我的记忆里,这瘦老头对我倒是格外亲切,我的要求他一概满足,我的一切非分之想他都容忍,甚至我的一蹦一跳都让他牵心挂肚。每逢年节,他从老家来北京看我(母亲说过,他主要是想看看我),带来乡下的土产,带来一些小饰物给我挂在脖子上,带来特意在城里买的点心,一点儿一点儿地掰着给我吃……他双臂颤巍巍地围拢我,不敢抱紧又不敢放松,好像一不留神我就会化作一缕青烟飞散。料必是因为他的长子已然夭折,他的长孙又远走他乡,而他的晚辈中我是惟一还不懂得与他划清界限的男人。而这个小男人,以其孩子特有的敏锐早已觉察到,他可以对这个老头颐指气使为所欲为。我在他怀中又踢又打胡作非为,要是母亲来制止,我只需加倍喊叫,母亲就只好躲到一边去忍气吞声。我要是高兴捋捋这老头的胡须,或漫不经心地叫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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