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慢着。”袁世凯又喝止曹汝霖,“还是先让陆宗舆探听一下日本人的虚实。”
“是。”曹汝霖立刻回到外交部向陆宗舆发电报,令驻日公使陆宗舆在东京摸底,探听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。大隈重信、加藤高明等乘机大肆恫吓,陆宗舆回电充满恐日、亲日情绪,说“为救危急起见,只有请政府先定何件可让,与彼推诚相商,总令其不先动兵,则所损尚可稍轻。直接推诚密商,必有商量余地。劝告各报及参政院镇静,不空起哄。”
袁世凯把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干涉上,制定了两项策略:一是拖延战术,坚持逐条讨论,争取时间,以待外援;第五号估计是讨价还价条件,绝对不议;二是所谓“新闻政策”,即故意泄露日本要求内容和谈判情况,争取国内外舆论的同情,扩大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,引起国际干涉。
“新闻政策”一开始颇见成效,1月25日,北京外交界已经对日本提要求的事议论纷纷。国内各报竞相刊载有关消息,发表措辞尖锐的言论。31日北京进步党机关报《亚细亚报》评论说:“二十一条侵害我国重大主权,绝不应当与之谈判,坐而亡不如战而死。”各地纷纷成立国民对日同志会、劝用国货会、救国储金会等人民团体,留学生、华侨也纷纷响应声援,爱国运动如火如荼,风起云涌。袁世凯政府企图利用群众的爱国热情,争取日本降低要求,因此一度放松对新闻的控制。
但是当时国际形势有利于日本。欧洲战场上德军不断获胜,日本的向背有举足轻重之势,协约国不愿得罪日本,希望它为大战更多出力。美国的态度在总统顾问豪斯上校的日记里说得最明白,1月25日他参加白宫讨论二十一条问题之后写道:“可能引起麻烦,我建议慎重从事。目前我们还不能为中国的门户开放而对日本作战。”美国建议美、英联合照会日本提出抗议,外交大臣格雷说这样会损害英日同盟,不肯合作,表示应当让日本从中国有限度地取得一些权益,以作为日本参加对德国作战的报酬。
沙俄看见日本要求在南满全境享有居住权和不动产所有权,首先想到的是要依法炮制。外交大臣沙查诺夫提出备忘录说,“俄国政府亦认为自己有权要求在北满推行这种办法”。日本答复说,如果这种办法推行到北满,享有这种权利的将主要不是俄国人而是日本人,迫使俄国打消念头。袁世凯政府原把沙俄看成调停人,将中、日谈判情况告诉俄国公使库朋斯齐,后者反而向日置益提供情报,取媚日本。
英国对第五号要求反应并不强烈,它也想趁机同日本作交易。外交副大臣普列姆罗斯在下院答辩时说:“陛下政府不反对日本利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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