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我们比较熟悉的老一辈科学家,例如钱学森、李四光、竺可桢等等,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,因为国内没有培养和扶持优秀科学家的条件。
根据后世网上某位高人的揭露,原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,在民国前期,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中国各所大学里,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——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,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!
在当年北京的那些大学里,第一是文科,第二是文科,第三还是文科!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,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,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。而且在学成之后,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,只能留在海外谋生——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,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,否则简直是毫无用武之地。
民国时代的旧中国,明明最缺的就是现代化工农业,最落后的就是现代科学技术,但却偏偏只培养了这么少的一点儿理科大学生,其中很多最优秀的人才还要移民出国,对一个好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有啥用啊!民国的工业要能发展得起来,那才是有鬼了!而与之相对应的是,在大学里攻读工科、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,连商科都没啥人,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。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,但也好得有限。
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大学,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。在民国年代,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,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构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,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,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、亲英。为了适应这一需求,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为主——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,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——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,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,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。
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国,或许是因为德国人的心眼儿比较实,在割占了青岛之后,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当时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——德华大学。并且以德国式的严谨,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。
1909年9月12日学校开学(开学典礼在10月25日补行),第一任校长为德国地质学家、海军部官员格奥尔格凯贝尔(keiper),总稽察为学部员外郎蒋楷。1912年时该校有德国教师26人,多数拥有博士、硕士学位,如数学教授康拉德克诺普、植物学教授威廉瓦格纳、物理学教授卡尔艾利希胡普卡等,也有6位既有中国科举考试功名,又有新式学堂学历的中国教师,包括中国及伦理学教授于濂芳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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